一、移民类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宁夏的各项事业，全面完成“一五”计划各项任务，国家动员解放军就地转业、复员，并有计划、有组织地抽调一大批干部、职工和动员一部分农民来宁夏，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建设新宁夏、新银川，极大地促进了银川的发展。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川人口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时期。1950—1957年是宁夏人口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卷》的统计，8年共迁入62.5092万人，迁出33.4920万人，净迁入29.0172万人，平均每年迁入3.6万人。这其中迁移到银川的人口占了绝大部分。
这些移民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 支援宁夏的干部队伍。干部调动是宁夏迁入人口的经常性来源之一。宁夏属老少边穷地区，社会形势复杂，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为巩固人民政权，加强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国家从外省区陆续向宁夏调配了多批干部。又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来约400名新干部，建立了各市、县、旗党政机构。仅1950年从外省迁移干部近3000人。撤省后，从外省区又陆续调配了一批批的干部到宁夏，充实到各部门中。仅宁夏邮电部门，就调入干部36人。1950年，全省干部6700人，从外省调入干部就有3000多人。此后党和政府不断从外地向宁夏输送干部，使宁夏的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到1954年，干部总数由1950年年底的6700人发展到1954年的12994人。以回族干部为例，宁夏建省前只有2名省级回族干部、7名地厅级回族干部，县级回族干部不到20人。中央组织部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支援宁夏县处级以上干部。后来调来了甘春雷、杨辛、霍流、丁毅民等100位回族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军委铁道兵部队将原渤海回民支队的174名回族干部分两批安排到宁夏工作。另外还从天津招收了276名回族知识青年来宁夏工作，后来又从各省调配各级回族干部600多人，其中80%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经验。这几批干部的迁入，充实了宁夏干部队伍的数量，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大大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宁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2. 来宁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以支援边疆的名义来到宁夏，其中多数生活、工作在银川地区。近年来出版的《宁夏名人录》中所收录的700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宁夏专家学者中,大部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从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分配到宁夏的毕业生。据统计，在579位自然科学专家中，除21人是宁夏籍外，其余全部为外省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批毕业生对宁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1949年宁夏解放时，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共有639所小学、中学及15所中专院校，没有一所高等院校。1957年，宁夏成立了三所高等院校，小学、中学发展也十分迅猛。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到宁夏各级教育队伍中。1956年，宁夏（时属甘肃省）从上海、天津等地招收了4000名青年，安排到银川师范等１１所师范学校培训，经过培训后，分到各个小学任教。
3. 安置就业人口。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人员达到400多万人，相当于1949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结合失业人员、闲散劳动力的特长，一方面采取就地安置就业，组织回乡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动员和支持一部分人支援边疆建设和垦荒。由于宁夏地广人稀，又有黄河灌溉之便，国家便将宁夏纳入实施该计划的范围。1950年12月，宁夏、北京两地人民政府商定，由北京市向宁夏移民。宁夏专门成立移民委员会，在银川设立了两个移民接待站，分派干部负责北京移民的接待、管理、教育和分配等事务。第一批移民人数为1500人。1951年，北京移民795人分三批抵达银川，受到热烈欢迎。这些移民中，有583人被安置到贺兰、永宁等县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还有安置到机关、学校、商业等单位就业当干部、教员、厨师、勤务、保姆及参军的，另外将无劳动能力的老弱孤残移民安置在盐池县生产教养院。贺兰县京星农场正是由这些移民组建的。1955年，北京市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艺人、小摊贩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等5904人到银川、吴忠安家落户，其中1930人在灵武县梧桐树乡安家落户成立京建大队。1956年4月，北京移民310户（其中回民17户）、1413人全部安置在银川市新民、民乐、北塔、新城镇、砖渠和五里台等郊区各农业社从事劳动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
另外，在支宁的大军中，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很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地“下放”到宁夏，这批人往往是科技人才和文教骨干，他们的迁入也为宁夏建设注入了积极的因素。1955年5—8月，北京市共有2025名移民分8批来到宁夏贺兰县。他们被分成4个村，8个生产队，住进政府为他们盖好的房子里。这些移民中包括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袁世凯的儿子袁巨勋。最初，这里没有具体地名，后来叫新建乡，1961年初改为“京星农牧场”，意为北京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宁夏大地上闪闪发光。后来，京星农牧场又接收了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和河南周口市移民。他们是国家计划下的移民大军。从京星农牧场开始，大批支援宁夏建设的人陆续汇集到宁夏，就像小溪流汇入大河，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此外，1956年，上海也向银川迁来了1500名单身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上海也是这一时期向宁夏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册》的统计，这一时期上海向宁夏迁入了3.28万人。
4. 库区移民。由于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陕西与甘肃商定，从1956年起，将三门峡上游陕西库淹没区内的农民迁往宁夏的银川专区和吴忠自治州落户，1956年8月15日，从陕西三门峡水库区迁至银川的第一批移民375人到达银川。至26日，有5000多人分批到达。1956年，甘肃省民政厅分配6000名河北省移民安置到宁夏，这批移民都是因受灾严重不能恢复生产的灾民。1957年又有近万名陕西水库移民安置到宁夏各地。后来，由于三门峡水利工程压缩，移民停止。一些移民相继返乡。到同年8月，三门峡移民只剩下不到29931人，到1962年，陕西移民全部返回原籍。
5. 复转军人。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为接收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各类干部空缺很大，急需补充。宁夏解放后，为满足新政权对干部的需要，老区原三边地委、中共宁夏工委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十九兵团派遣干部1149名到宁夏参加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全面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人复员转业。1949年12月，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被用于农业生产，建立了一批农场，分布在甘肃、宁夏、山东、江苏、新疆等地。鉴于宁夏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低下的状况，一部分驻宁部队开始了艰苦的屯田垦荒事业。早在1949年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进驻贺兰，垦荒1000多亩，并开挖两条水渠。1950年因赴朝参战而放弃，后成为京星农牧场的前身。1950年12月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农业部和西农部的意见，决定由宁夏军区负责筹建，地方政府予以协助，于宁夏军区成立建场筹备处，抽调后勤部副政委高宜之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垦荒先遣队在宁夏灵武县开创西北地区第一家机械化国营农场——灵武农场，拉开了宁夏现代垦殖事业的序幕。当时只有25名干部职工。他们是：高宜之、高镇安、折启发、刘思明、关振汉、黄嘉珺、赵立喜、屈德林、李景三、刘钟宽、刘 勇、冯继祖、刘博森、刘同祥、冯明汉、王裕德、张炳焕、周旭安、侯振义、张秀山、刘西文、巴荣裕、郭醒毅、杨胜山、孟庆华。高宜之出任场长，其他领导骨干除抽调外，大部分是部队复转军人。随后又有农业建设第一师创建前进国营农场等，为宁夏农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 工矿业移民。为了加速开发宁夏丰富的矿业资源和进行工业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有计划地从辽宁、江苏、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共抽调5万余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宁。为解决职工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家属的后期迁入也在此时期占较大的数量。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这些企业大多落户银川地区。如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
7. 灾民及侨民。宁夏当时的移民还包括因大灾逃来的灾民。1956年，因生活所迫，贺兰县迁入柯尔克孜族290人，1957年增加到301人，以后逐年减少，到1961年全部迁出。1957年，由于外省区灾情流入银川及各县的灾民达1900余人，其中安徽省占1/3，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占２/３。流入的灾民大多数为农民，民政部门采取边救济、边教育、边动员的办法使灾民返乡，最后仅有６户、３３名灾民坚决留下，被安置参加农业生产。1953年12月1日，日本侨民40户、88人被分别安置在国营前进农场和灵武农场就业，但是这些人在宁夏时间不长，次年即由政府遣送回国。
二、移民建设典型
（一）国营前进农场①
根据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5日的指示，1950年4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所属的部分部队转为生产队，创建国营农场。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一次精简整编。11月，独二军建制撤销，奉命与原西北独立一师二团合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原独二军副军长马惇信任师长，原独二军二师政委张建纲任政委，原独二军一师二团政委王世杰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原独二军一师师长卡得云任副师长。整编后全师辖一、二、三团，共有官兵6000余人。195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武器，捍卫祖国。”
据此，这年的4月1日，该师正式转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政委未变，仍辖3个团，机关缩减出的人员和直属队全部编入各团，每团3个营12个连队，全师6180人。
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宁夏平罗西大滩的荒地中划出33万亩归属农建一师，创建西大滩国营农场。西北农林部将场名定为“农建一师国营平罗机械农场”，下设3个分场。1953年1月，场名又改为“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4月，三团归建后农建一师全面进军西大滩。一团团长韩哲生、政委安继周率团以黄家坊子为团部，创建第一分场；二团团长白友山、政委王志峰率团以北施家场子为团部，创建第二分场；三团团长马慎吾、政委刘云海率团以强家田为团部，创建第三分场。全师耕地面积23.3万余亩。师部先后派出80多人外出学习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机驾驶修理技术。西北农林部还派来28名拖拉机手，成立了机耕队。根据西北行政委员会指示精神，1953年11月，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归属宁夏省人民政府领导。原部队建制的营和连，分别改为3个作业站、12个生产队。同时还招募浙江、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青壮年分别到宁夏各农场定居工作。1954年3月，农建一师国营前进农场召开首届劳模表彰大会，出席劳模101人。8月，农建一师抽调100多名官兵到原宁朔县良种繁殖农场，进行扩建垦殖，将场名改称连湖农场。次年5月，又抽调100多名官兵到暖泉农场开荒造田，创办农场。从1952年至1955年，农建一师在荒无人烟、树无一株，只有盐蒿、芨芨草，外国专家预言根本不能办农场的西大滩，安营扎寨，风餐露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凿水渠，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生产粮油210多万公斤，拥有固定资产236万元，为国营前进农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55年10月，甘肃省委（此时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根据国务院农业部的指示决定，农建一师集体转业，撤销建制和番号，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3个团改为独立核算的国营前进一、二、三场。前农建一师有干部923人，战士4370人，计5290余人，除前进一场留用765人，二场留用853人，三场留用853人，共计2471人外，其余复员620人，调入宁夏各国营农场及地方814人。前进农场后来为宁夏农垦系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当年开发西大滩的干部战士，不少参加创建并长期留在连湖、暖泉、芦花台等国营农场，成为宁夏农垦战线的骨干。后来，当年的官兵们陆续在国营前进农场等农垦系统离退休，如今不少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为抗战和宁夏的建设做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另外，1950年至1957年，从北京、南京、兰州等军队复转到宁夏农垦、军垦的官兵共计2100余人。他们中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经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投身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还有建国后参军的士兵。这些复转官兵在开发建设宁夏农垦的战斗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人民军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宁夏军垦农垦的创建。
（二）京星农牧场
京星农牧场是由1955年先后分8批2300多名从北京城区迁来的城市居民、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河南周口市的移民和全国其他省、市移民以及本地农户共同组建的一个农牧场。其南北长约5.3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全场下设6个生产队，共178户758人，耕地面积10341亩，人均拥有耕地13.2亩，水稻是京星农牧场唯一一项优势特色产业。从建场伊始到1979年的25年间，京星农牧场体制多次变动，由乡改为大队，由国营农场改为集体农场。京星农牧场的变迁，不仅反映了几代移民人的生活轨迹，更体现着国家数十年移民政策的变迁。
1954年，党和国家发出了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省市有组织地向祖国大西北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的号召。此次移民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执行党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开荒四亿到五亿亩”，并提出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家计划，全国迅速掀起了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热潮，接收安置移民的任务主要落实到了甘肃、青海和新疆三个省区。同时，由于解放后大批的城市居民面临就业、生活困难的状况，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北京市人民政府率先响应国家的战略决策，号召北京市人民报名到祖国大西北参加开发建设。当时甘肃省面积有78万多平方公里，耕地仅为6800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5%，而且有可垦荒地3000万亩，大多集中在银川和张掖专区，在银川专区贺兰县有30多万亩荒地等待开发。贺兰县具备接待安置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数以万计移民的优越条件。中共甘肃省委在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中规定，在12年内要接收移民200万~300万人，每年要接收20万~30万人，因此贺兰地区成为接收移民的重要地区。1955年1月，银川专署遵照甘肃省委的指示，决定在贺兰县安置北京移民2000余人。1月21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制订安置北京移民计划，对各项经费概算、安置地点和房屋修建事宜做了认真地研究和安排。5月—8月，北京移民2000多人分8批分别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到包头以后，再分乘十多辆卡车进入甘肃省境内，经过三天的长途奔波，到达安置点贺兰县。5月24日下午，首批55户230人北京移民到达，分配房屋100间。配置标准，3人以下1间，6人以下2间，7人以上3间。自1955年5月24日到8月底，接收安置北京移民8批468户，共计2025人。分别安置在4个自然村，一村131户585人，二村109户482人，三村134户570人，四村91户388人。为解决移民子女上学问题，又于1955年6月建立完全小学1所，首批学生330名。全部移民中，男性1076人，女性949人；汉族1872人，满族130人，蒙古族3人，回族8人，朝鲜族8人，彝族4人；小手工业者278户，农民3户，自由职业者46户，小商贩56户，资本家7户，国民党军政人员44户。
由于移民民族、身份、文化素养的不同，安置工作分类进行。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人才56人被安置进入机关、学校、煤矿工作。甘肃省第二文化干校也招收张贤亮、刘小钧等12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做教员。
随后，河南省商丘县、淮阳县先后向宁夏移民828户4204人。商丘县移民安置在永宁县，淮阳县移民安置在贺兰京星农场。另外，石嘴山矿务局精简人员时有210名河南移民矿工也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浙江省温岭、吴兴、黄岩三县28个公社5075人迁到贺兰县，其中青壮年4161人，家属914人。其中吴兴县1500余人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但由于气候、生活条件的原因，这些人大部分在第二年开始返回，仅剩下200余人。
京星农牧场历经数次行政变迁。北京、浙江、河南移民与当地群众分别安置，与当地群众分开，分为北京移民居住在一队、二队、四队、六队，浙江移民居住在三队，河南移民居住在五队。目前，全场共有大中型农机具240多台（套），人均拥有量和机械综合作业率位居全区首位。2008年，全场水稻总产量5181吨，农民人均纯收入5926.99元，比2007年增长12%， 2008年被贺兰县评为文明单位，1997年被银川市人民政府评为“基本实现小康乡”荣誉称号。京星干渠是灌溉全场农田的唯一一条渠系，全长4.5公里，流经立岗、星光、幸福及京星全场6个生产队，灌溉面积8400多亩。2006年，在全县率先推行信用社代收水费机制，京星干渠水利协会成为全县第一个实行水费代收模式的协会。2006、2007年，投资60余万元在南北两处修建了2条引水渠，解决了全场灌溉问题。
京星农牧场位于黄河岸边，耕地多以盐碱土质为主，地下流沙大，部分耕地紧靠黄河，黄河涨水为河，退水为田，且经常发生塌方现象。长期以来，京星移民与养育他的黄河做着艰苦不懈的斗争。2003年，京星移民不断到北京、区、市、县越级上访，要求解决移民历史遗留问题，即解决户口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成为当时全县上访老户。为确保全场社会稳定，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等主要领导十分关心移民生产生活，不但解决了户口问题，将移民全部转为城镇户口，而且让达到一定年龄及生活贫困居民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同时规定京星小学毕业后的学生一律到贺兰县第一中学就读。这些优惠政策在移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稳定了移民的情绪，越级上访大大减少。2008年6月，贺兰县政府再次给予京星农牧场特殊政策，解决全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截至目前，全场缴纳养老保险金已达150多人，符合条件享受养老金政策的已有60余人。该项政策彻底解决了京星农牧场多年来的越级上访问题，对于农牧场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移民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银川市的工商业极端落后，全市只有一座装机容量为100千瓦的火力发电所，一个有10台破旧车床的修械所（实为军用），一家年产640吨面粉的加工厂和一个小型简易印刷厂及一些手工作坊，基本上无现代工业可言。商业多为饮食业、服务业和一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全市有各种私营工商业2242户，其中工业744户，商业775户，摊贩723户。新中国成立后到自治区成立以前，银川工业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重大变革时期。仅以煤炭工业为例，1956年，煤炭部决定成立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后，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迅速发展成为一个2万人的建设团体，其中大部分为外省人。部分企业的老职工及家属来自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厂矿，比如一矿主要来自本溪；二矿、三矿主要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由于矿区分布散，在较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些方言、生活习惯方面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的“外省人文小区”，一度成为石嘴山市的地方特色。
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其中大部分安排在银川地区。如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红旗服装厂由南京迁到银川。后来，相继有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银川磷肥厂、银川橡胶厂、吴忠配件厂、青山试验机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厂、大河机床厂、青铜峡铝厂、西北轴承厂、905厂、吴忠仪表厂、银川仪表厂等15个工厂迁建为本地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至1954年，银川百业待兴，新的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扶持、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焕发出当家做主的劳动热情，在援建银川的广大移民的努力下，加上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发放贷款、进行私商重估财产、调整登记，平抑物价、歇业指导等一系列措施，自1949年12月19日宁夏人民电厂（原宁夏电灯公司）开始送电照明后，随之银川的面粉厂、机器厂、毛线厂等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到1951年，从事工业生产的户数已达1106户。1954年，银川市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掀起建立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到1956年底，合作社已经有34个，99%的从业人员加入了合作社，加上私营工商业主纷纷要求公私合营，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这几年工业发展中最具意义的是银川发电厂的建成，为银川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1952年，建起了宁夏第一个电厂——银川发电厂，装机容量500千瓦，并相继建设和改造了棉织品厂、面粉厂、毛纺厂、酒厂、糖厂等，但规模很小。到1956年底，银川市已有工业企业170个，完成工业总产值2197万元，是1949年的7.5倍，属于恢复性初期发展。这一阶段，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到1957年，银川市轻重工业比为82.7∶17.3。工业经济结构由解放时的私有制为主体转变为国有、集体经济为主体。